董国强：中国当代史研究方法论两题

（本文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编者按〕我刊在今年第1期“读史札记”栏目刊登了董国强老师的这篇短文，强调和重申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客观而言，这些问题在近十几年来的当代史研究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一些学者曾就此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评析，我刊这些年来也通过多种形式对此展开理论探讨，努力寻求破解之道。但这些问题仍然在董国强老师去年参加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以及多年来审阅的硕博士论文中反复出现，表明这些“共性问题”并未得到切实而有效的解决或缓解。我刊三审编辑在审阅该文时亦直言不讳地写道：“尽管很多高水平学者都在反复强调类似道理，但还是有大量研究者‘前仆后继’地在这些问题上跌倒、打转”，“这些问题值得反复重申和强调，尤其对年轻学者具有警醒作用”。我们正是本着这样的意愿刊出该文，期待继续得到整个历史学界的真正重视和深入讨论。重塑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理念、问题意识和写作方法，真正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也许真的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笔者于2020年7月参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听取数十篇研究论文报告后，一方面对国内当代史研究持续发展、后继有人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对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深有感触。这些问题在笔者多年来审阅相关领域的硕博士论文时也反复出现。这里笔者想就研究方法论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希望引起当代史研究同行的进一步探讨。

第一，关于研究资料和研究手段的多样化问题。

这次会议上有几位与会者提到，他们在研究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不是因资料太少无法进行研究，而是因资料太多，信息量太大，头绪纷繁，感到无从下手。笔者的理解，这里所谓“资料太多”主要是指档案资料。

依据档案资料研究历史是史学研究的传统做法。档案资料之所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是因为档案乃日常工作的系统性记录，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在当代史研究中，档案资料当然也是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资讯来源。很多学者及其所在的研究机构——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和“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和历史学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料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三线建设研究中心”和“上海小三线建设研究中心”、山西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山西民间文献研究中心”等，都非常重视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形成相当规模的史料积累。

不过自20世纪中叶法国“年鉴学派”明确提出“新史学”概念以后，很多史学研究者开始对传统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变化，是意识到历史并不是由少数精英创造的，而是由众多社会群体共同参与形成的。“历史”概念所涵盖的维度和层面十分广泛，不仅仅限于精英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活动，因而史学研究应该重新审视“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更加注重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加注重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行为逻辑。在此背景下，社会史研究视角应运而生，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然而，也有人对社会史研究持不同理解和负面评价。按照笔者的理解，“新史学”所倡导的社会史研究，并不是在传统的史学研究板块——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之外附加一个独立的板块，而是主张以社会基层发生的种种事件和现象为切入点，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对特定区域、特定时段的历史形成整体性的理解和阐释。有人诟病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不是“新史学”研究理念的必然结果，而是一些研究者对“新史学”的要旨缺乏深度理解和现实把握的结果。

“新史学”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变化，是研究者们不再天真地认定档案资料是历史实况的客观记录，而是意识到它们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它们记载的内容往往带有选择性（如强调什么、淡化什么、回避什么等），它们对一些特定问题的定性及其成因的解释，往往隐含着特定个人和社会群体的主观偏见。要想全面了解和重建一幅特定时期的历史图景，需要充分发掘档案资料以外的信息来源，全面揭示不同社会群体的主观诉求和行为逻辑。

根据笔者对国内研究现状的观察，大多数中青年学者在主观上都推崇“新史学”的理念和方法。这表现为他们的研究选题大多聚焦于地方史和社会史。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他们普遍地存在着过度依赖档案资料的问题。由于选题类型和资料类型不完全匹配，其研究论著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笔者并不反对利用档案资料进行历史研究，而是反对盲目的“档案拜物教”倾向，反对把档案资料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我们应该意识到，1949年以来的档案资料固然是日常工作的系统性记录，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但这些信息的记录者主要是各级党政干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在“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安排下，各地的各项工作（包括工作重心和工作步骤等）都是根据中央指示开展的，因而档案资料虽然数量庞大，但具有高度同质化的特点。档案资料的构成主要包括上级指导性文件和下级汇报材料。这些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其下属的各职能部门之间流传的内部文件，主要反映特定时期党政干部群体的关注、认知和行动。那些没有受到关注的问题，当然不会被列入议事日程，更不会有相应的行动，因而也就不会被档案资料记载。例如，美国学者贺萧试图从女性视角出发，研究历史记忆的性别差异，这个独特选题所需要的信息不但在党政系统的工作档案中很难找到，就连在妇联系统的工作档案中也很难找到。所以贺萧和她的研究团队不得不另辟蹊径，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口述。再如，澳洲学者陈佩华试图探讨学生群体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解和他们的行为逻辑，而当时各级党政干部主要关注如何指导和应对群众运动，并不在意群众运动参与者的诉求和感受，因而陈佩华的研究主要通过采集和分析口述历史的方式完成。由此可见，特定的研究选题必然关联特定的研究路径，指向特定的信息来源。在很多情况下，高度同质化、单向度的档案资料并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系统性地搜集和整理档案资料，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将工作全部集中在这个方面，就会形成下面两个结果：

其一，一些中青年学者常常困惑，在看了大量档案材料后很难从中发现有意思、有价值的研究选题。这是因为他们始终在档案资料里面打转转，缺乏其他可供参照的信息来源，因而很难对档案资料提供的信息进行鉴别和评判，结果其问题意识也受到档案资料所隐含的关注和判断的牵制。这样，他们能想到的话题就是档案资料所隐含的话题，他们对相关话题的理解就是档案资料所隐含的理解。解决这类难题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要查找和阅读不同类型的历史文献，特别是来自民间、更能反映普通人主观意愿和个体感受的历史文献（如日记、书信、个人工作笔记、运动期间的揭发批判材料、运动结束之后的申诉平反材料等），了解不同社会群体对某一特定历史现象的认知差异；二是要多读一些相关领域的中外经典论著，从中汲取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熟悉不同的研究路径。这样的知识拓展有助于研究者重新审视档案资料的内容，发现多元化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张力。

其二，一些中青年学者从国内外相关研究论著中汲取灵感，尝试采用社会史视角考察和论述一些有趣话题，但由于信息来源仅限于档案资料，最终研究成果并未很好地实现其选题设计。以这次会议为例，笔者主持的一个小组集中讨论当代历史中的工人议题。按照笔者和评议人的理解，这个议题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工人群体，研究论文应该揭示他们的利益诉求、身份认同和行为逻辑。然而由于几位研究者并未大量接触工人群体，也未获得档案资料以外的各种历史文献，结果工人群体在几篇论文中实际上沦为微不足道的陪衬。例如，一篇讨论1950年至1960年工人提干的论文，其实展示了国营工厂内部党务干部和技术干部在工人提干问题上的博弈；一篇讨论上海青年工人群体审美取向和生活状态的论文，其实展示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国营工厂领导层如何定义“问题青工”（如“阿飞”等）及如何进行社会综合治理；一篇讨论工人阶级与“五反”运动关系的论文，其实展示了各级党委如何动员和组织私营企业职工参加“五反”斗争的情况。显而易见，在社会史视野下的多元社会关系结构中，我们所看到的依然主要是干部群体。即使论文在一些地方提到工人，其隐含的关注和判断也来自干部群体。

笔者长期从事当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感触是，相对于更久远的历史议题，当代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真的有必要而且有可能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好的当代史研究论著不可能在档案馆、图书馆和办公室里完成，而是要自觉地走向社会，广泛接触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自己和别人的故事，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固然提供了一些特定问题的答案，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根据这些线索我们有可能找到更多的信息来源，进而揭示历史现象的完整图景和复杂成因。在当代史研究的过程中，不应当墨守成规、画地为牢，而是应当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我所用。只要认定一个选题设计是有意思和有价值的，那么在研究方法上，不必在意相关信息是来自档案资料还是来自其他历史文献或是访谈口述，关键是这些信息能否帮助我们解码历史迷思；在论著的表现形式上，也不必在意是否符合传统的史学论著规范，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史实支撑，要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性，要与经验判断吻合，要能够带来新知识。在方法上和形式上“四不像”的研究成果，往往意味着突破创新。

第二，关于访谈口述资料的采集、整理与应用问题。

如前所述，特定的研究选题必然包含特定的研究思路，特定的研究思路必然指向特定的信息来源。在采用社会史视角研究当代历史问题时，很多学者都自觉地将访谈口述作为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在采集和整理访谈口述资料时遭遇同质化难题，还有一些学者对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心存疑虑。在笔者看来，这两个问题其实在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中也存在，关键在于如何想办法克服这些难题。

首先，在进行口述史资料的采集和整理工作时，应该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内容侧重。以笔者的个人研究为例，重点是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群众运动的过程及其制约因素，具体内容涉及群众运动的起源、群众组织的建立、群众组织与地方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关系以及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笔者关注的重点，是群众运动参与者和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的具体活动——即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由于这些构成历史事实的要素本身是客观的、具体的，并且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加以验证的，访谈口述资料中这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便毋庸置疑。对于访谈口述资料中一些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内容，如访谈对象如何判定某些历史事件的性质、如何推断这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以及如何认定他们自己在这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则大多不予采信。换言之，笔者主要关注客观性内容，而非主观性内容。不过就笔者所知，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历史事件、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因而对访谈口述中一些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内容也会加以详细记录与细致分析。由此可见，如何采集、整理和利用访谈口述资料，实际上取决于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研究侧重，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固定不变的范式。不过无论研究选题侧重哪些议题，将访谈口述资料作为信息来源的重要前提，是访谈口述资料本身的系统性、完整性和丰富度——通俗地讲，就是访谈口述要有一定数量规模，同时要注意访谈对象社会角色的多元性和典型性。个别的、零散的访谈口述很难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同质化的访谈口述资料数量再多，也无法达到解码历史的作用。

其次，系统性地进行访谈口述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不能预期每一次访谈都是有效访谈。访谈是否有效，取决于访谈对象个人经历的丰富程度，取决于他们在访谈中是否坦诚，取决于他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能力以及他们讲故事的本领。不能因为有些人拒绝访谈，或者有些访谈内容意思不大，便灰心丧气、浅尝辄止。只有进行大量的、看似无效的广泛接触，才能慢慢地找到比较理想的访谈对象。即使遇到比较理想的访谈对象，也需要与他们反复接触才能获得理想的口述资料。反复接触可以增进相互信任，使访谈口述可以在较为轻松的氛围中逐步深入下去。当然，多次访谈肯定会遭遇大量重复性的内容。不过随着接触面的不断扩大，随着对历史背景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访谈会越来越有效，对访谈对象的选择余地也会越来越大。

再次，访谈总是带有特定的意图和关切，总要在事先草拟一个问题清单。不过如果我们机械地按照问题清单进行“审讯式访谈”，访谈对象往往会用“是”或者“不是”简单作答，访谈就很难自然、流畅、深入地进行下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鼓励访谈对象按照他们自己的记忆和关注讲述“亲历、亲见、亲闻”的故事。我们只在适当时机和关键节点提出一两个问题，旨在引导访谈对象讲出一段更加精彩的故事。对照问题清单整理访谈内容，看哪些问题得到解答，哪些问题还有待深入，是访谈结束后的工作。这种“开放式访谈”的最大好处在于，访谈对象有可能说出许多我们原来不知道的事情，从而衍生出更加重要的研究议题。访谈口述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工作，而是存在一个逐步推进、动态调整访谈重点的过程。

最后，在访谈中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会有不同的收获。一些访谈对象的个人经历可能是平淡无奇的，然而由此可能接触到更加理想的访谈对象，或者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重要的历史文献。例如笔者在刚开始进行专题研究时，访谈对象都是群众运动中的边缘人物，但他们的访谈内容提供了很多重要线索，使笔者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接触到那些群众运动中的关键人物，还搜集到一些访谈对象保存的较为系统、完整的地方群众报刊资料和个人工作笔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访谈都是有价值的。访谈的过程，也是搜集各种历史文献的过程。

在笔者看来，导致访谈口述资料内容同质化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研究者头脑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关系结构的清晰图景，选择的访谈对象缺乏多元性和典型性；第二，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不够明确、具体，访谈提纲本身概念化和模式化，访谈过程中又缺乏必要的动态调整，结果得到一些可以预期的“标准答案”。在刚开始进行访谈时，由于我们对很多相关情况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访谈提纲的概念化和模式化倾向在所难免。不过随着访谈的不断深入，这个困难是可以逐步克服的。如前所述，有效访谈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访谈过程也是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如散落民间的官方文件，个人工作笔记、日记、信函，个人揭发批判材料和申诉平反材料等等）和其他资料（如照片等）的搜集过程。阅读消化这些历史文献资料，有助于更多地了解历史背景和访谈对象的具体情况，进而引申出更多与访谈对象直接相关的具体问题。换言之，如何找到选题设计与访谈对象的个人经历之间的关联性，使访谈口述内容具体化、个性化，是克服访谈口述资料同质性的不二法门。

关于访谈口述资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如前所述，“新史学”对史料概念的反思，使我们意识到所有类型的史料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都带有特定个人和群体的主观介入。档案资料如此，特定时期的群众组织出版物如此，访谈口述资料亦如此。所以能否克服访谈口述资料的主观性问题，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了解访谈对象的实际情况和主观偏好，能否预见他的主观偏好会影响到对哪些问题的叙述，能否对访谈口述内容加以正确取舍。此外，还可以通过比对其他人的访谈口述资料、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对特定访谈对象口述内容的真实性作出评估。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尽管访谈口述资料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但对访谈口述资料的定义和作用，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在笔者看来，进行访谈口述是开展专题研究工作的重要有机构成，每次访谈都隐含着特定的研究思路和内容指向。进行访谈口述是一种直接接触，我们不但可以听到访谈对象的陈述，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后者对于理解陈述内容也很重要。所以一般而言，研究者不应当轻易采用别人采编的访谈口述资料。例如澳洲学者陈佩华为研究红卫兵运动采访过一些人，法国学者潘鸣啸为研究知青上山下乡也采访过这些人，尽管访谈对象存在交叉重叠，但由于两人的研究选题侧重不同，访谈内容不同，他们的论著后来都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编  辑：王婧倩

上  线：吴志军

审  核：高远戎